標題寫「婦人之仁」，但我真的沒有性別歧視的意思，只是引用的古人的說法而已。因為小偉問了「鬼話」的問題，讓我想起幾年前的往事，有時候回頭看過去不禁為自己捏把冷汗。只能說是運氣好吧，年輕氣盛曾經不信邪地賭了許多事，萬一...其實只要有一個「萬一」，事情立刻一發不可收拾。事情也是發生在「鬼話」同一個警衛先生身上，我覺得就在一線之上遊走。
警衛的待遇微薄，幾年前景氣好實在找不到人，願意屈就的年輕人實在令人擔憂，不太敢委以防衛整著學校的重責大任，唯恐有一天清晨就看著空蕩蕩的辦公室、電腦教室欲哭無淚。所以警衛出缺，通常會向里長、家長會長徵詢社區有沒有適當的人選，起碼地方上的人可靠過循著報紙求職欄來的吧。不過也因為這樣，人選老一點、條件差一點也必須勉強將就著用，不能挑三揀四。
這位歐吉桑已經來應徵的時候已經高齡70了，但腦袋清楚，對所交待的事均能舉一反三，有時候沒想到的事反到由他們提醒。在學校任職幾年，另一位警衛來來去去換過不少人，就只有他受到同事們肯定。據說，他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，早年就讀台中一中，因為大陸淪陷前同學寫信邀他赴「內地」唸書，後來同學因案鋃鐺入獄而他受牽連也深陷囹圄。在當時很多人為了脫罪、卸責，會互咬，將所有可能、不可能的事都當作線報以祈求特務機關從輕發落，所以他被汙指為匪諜。
曾經有個笑話，某甲被抓進黑牢判刑13年，牢友乙問他：「你犯什麼罪？」某甲回答說：「我沒有罪，我是被冤旺的。」乙看看他，狐疑的回答：「不可能，沒犯罪的是判5年，你判了13年一定有罪。」
就這樣警衛老先生被關在台中監獄12年，十幾歲的年輕人青春歲月就虛擲在黑牢裡。在那個年代裡進過監獄，尤其是政治犯，別說前途光是找個工作餬口都相當困難。他說自己「失志了」，終其一生陰影始終揮之不去，直到流落到學校來當警衛。我常常看他坐在警衛室就拿著信紙東寫西寫，特別在後來解嚴、臺灣開始民主選舉、平反政治犯的那段熱潮之中。他寫了好多「請願信」，據說寄到監察院去了，平反了沒有到是一直沒有聽說。
他也因為這樣的人生經歷，凡是變得不計較，要他看著大門他就老老實實地盯著；要他幫忙澆花，他也一絲不苟地將花木照顧得扶疏。
在「鬼話」事件發生多年之後，他罹癌了。我記得他在警衛室跟我說這個消息，佈滿皺紋、帶著微笑的臉說：經過人生的大風大浪，看開了。只是他兒子在大陸、女兒出嫁了，和老婆就靠這微薄的薪水度日子，他也不想向兒子、女兒伸手，央求我留住他這份工作。能說什麼呢？尤其在他說會將治療的時程與執勤時間錯開，絕不耽誤工作之後。當時我心軟了，坦白地對他說唯一的要求請他「撐不下去」的時候一定要老實告訴我，且自己請辭，別讓我難做人又耽誤工作。
我永遠記得他「過去」前的那幾天與震撼的「最後一夜」。其實他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，實在不忍心讓一個老人家繼續在這裡硬撐，最主要他漸漸得也無法勝任了。湊巧，此時縣政府分發了替代役駐衛警，我就安排役男與他共同執勤，只要他上班的時候役男就管制休假，為學校安全多安排一道保險。但是管理役男哪有這麼容易，花花世界就在一牆之隔，況且夜裡學校沒有管理人員，出去吃晚飯吃著吃著就不假外宿了。雖然大男孩一個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，我還是關心他的安危，深怕他出了意外。收假查勤、夜間就寢查勤，不時打電話到學校「問候」他。那時候那些役男大概覺得我很「機車」，怎知其實我也不願意扛這麼重的責任呢。
那一天，我連撥了好幾通電話都沒人接，役男不在？但老先生呢？會不會出了事了？心念一轉決定到學校一探究竟，臨出發前想：「找個伴壯膽」，萬一真得有事也可以幫忙，於是打電話約事務組長在學校見面。摩托車騎到辦公室前面，大燈照了許久都沒見到有人出來查看，心裡就老大不高興：「阿兵哥又落跑了！」，同時也開始憂心：「老先生沒事吧？」隔著警衛室的玻璃小心翼翼地敲著，連輕呼幾聲：「歐吉桑！」怕嚇著半夢半醒的狀態他，那可就不好了，可是還是沒有人應門。不一會兒組長也來了，兩個人一起叫門，並且像是獸欄裡的野獸般就在窗戶外面晃過來晃過去，辦公室裡頭日光燈亮恍恍，監視器的螢幕照出我們兩個狐疑的身影，但就是看不見來人應門。就在想辦法且拼命狂call阿兵哥的同時，發現警衛先生無精打采、靜悄悄地由另一頭打開門。立時我衝進辦公室找替代役警衛的蹤影，當然是沒有？而警衛先生一臉倦容，說他因為「睡熟了」所以沒聽見叫門聲，當七十歲的老先生跟你說「他睡熟了」有誰能相信？我心裡明白「他的身體在發出警訊」了，當下第一個念頭是「該下決定了」。不過，因為夜深了，所以等替代役警衛回到學校，我決定等第二天一上班就處理完一切。
第二天，也是警衛先生上班的最後一天，我想我們都不能再欺騙自己，即使在如何不忍心，問題早已不是我們能夠掌握。我告訴他「就上班到月中，但薪水會發到月底」。他的落寞可想而知，但又能如何？也只能點點頭接受。美其名要他回去好好養病，但彼此心裡都明白。
三天後，老先生沒有來交班。將下班的另一位警衛先生來反應，我心底七上八下「該不會在上班途中出事了吧？」抓起話筒就撥電話到他家，接電話的是他老婆，她靜靜地說：「他回去了。」我震驚得不知該如何接話...怎麼這麼快？原來三天前下班後他的意識就不清楚了，小麵包車一路開到三義，「找不到路回家」，直到路人幫他報警，警察才將他送回遠在臺中縣另一頭的家中。回家後就過世了，同事們聞訊都驚愕不已，而我也反覆地檢討自己，是不是我這樣的決定讓他失望，喪失繼續生存的意志...這樣的問題，看來將不會有任何答案了。
這件事也改變了我，後來處理公務的態度在旁人的眼中變得有點「冷血」。我只是希望在可控制的範圍內讓相關的人都能接受，就像這件事，如果警衛先生在執勤的兩天中發生問題，在辦公室裡過世，相信對全校師生定是更加震撼，說不定連另外一位警衛先生都會因民間禁忌而辭職，家屬恐怕也不能接受學校的處理方式，那狀況必然脫序且一發不可收拾。經過這一次，我是幸運的，但下一次不見得如此，我寧可防範在未然，也才對得起自己與其他所有有關係的人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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